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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在中國:逝去的記憶與現實的糾結

彭秀良 2014-03-19 14:18   社工中國網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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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80年代社會工作教育在我國重新恢復,已經過去了20多個年頭,目前全國已有260多所高校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但是,關于社會工作教育的歷史和現狀我們都缺乏總結和反思,更談不上如何從歷史經驗中收獲教益。

自20世紀80年代社會工作教育在我國重新恢復,已經過去了20多個年頭,目前全國已有260多所高校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但是,關于社會工作教育的歷史和現狀我們都缺乏總結和反思,更談不上如何從歷史經驗中收獲教益。基于此,本文就社會工作教育的歷史與現實做一番簡單的梳理工作,以期引起社會工作教育界的關注。

社會工作教育進入中國與早期發展

社會工作教育引入中國的時間略晚于社會工作實務。191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干事、美國人步濟時(John S.Burgess)創辦了北京社會實進會,目的是組織學生參與基督教的社會服務工作,以改造社會和救治中國,可以看作是社會工作在中國興起的標志性事件。1922年,在步濟時的倡議和領導下,燕京大學成立社會學系,開設應用社會學專業即社會工作專業,為中國培養最早的社會工作者,這是社會工作教育在中國的開端。1925 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改稱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開設“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會行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課程,為各社會服務機關、團體培養社會福利工作者,社會工作教育體系雛形初現。

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最初全由外國人充任教師,后來才逐步增聘中國教師。先后聘任的中國教師有王文豹(主講犯罪學)、楊開道(主講農村社會學等課程)、李景漢(主講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章元善(主講實地工作)、林東海(主講社會立法、社會與工業)、吳文藻(主講社會學原理等課程)、張鴻鈞(主講社會行政等課程)、嚴景耀(主講犯罪學及監獄行政等課程)、雷潔瓊(主講社會福利事業等課程)、關瑞梧(主講個案工作方法等課程)、高君哲(主講社會服務概論)、黃迪(主講城市社會學)等。從這個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出聘請的教師都是極國內一時之選,多少年以后仍是該領域的領軍人物。

在燕京大學社會工作教育起步后,滬江大學、復旦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學院、齊魯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辦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或課程。

但是,與社會學理論的教學相比,社會工作教育明顯落后。著名社會學家、曾擔任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言心哲曾指出過這一問題:“以往對于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人才的訓練,則未嘗注意,以往國內各大學之社會學系中雖偶有關于社會事業課程的開設,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師資與教材缺乏,成效亦不顯著。”(言心哲:《現代社會事業》,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214頁)1940年國民政府社會部成立后,這一狀況才開始轉變,一方面社會部委托各大學加以培養社會工作人才并給與經費支持,另一方面招收社會工作人員及抽調行政人員予以短期訓練。但直到1947年初,全國各大學或獨立學院設立社會學系的有19校,設立歷史社會學系的有2校,設立社會事業行政系的1校即社會教育學院。

社會工作教育的學科地位與課程建設

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社會工作教育是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應用社會學發展起來的。據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主任許仕廉1927年對國內60所各類性質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的調查,所有這些大學共開設社會學課程308門,其中社會調查、社會立法與社會服務行政課程只有38門。社會工作專業課程的門類殘缺,反映出其學科地位的低下。

192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擴大,有關社會工作教育的設施為社會服務學本科、社會服務學研究科、社會服務專修科、宗教社會服務研究科。其中,社會服務學本科肄業時期最少5年,畢業得學士學位及社會服務證書;社會服務學研究科肄業時期最少2年,畢業得碩士學位及社會服務證書;社會服務專修科肄業時期2年,畢業得社會服務證書;宗教社會服務研究科肄業時期最少6年,畢業得神學士及社會服務證書。1929年至1930年又對學科設置和修業期限做了調整,規定社會服務學本科肄業時期最少4年,畢業得學士學位及社會服務證書;社會服務學研究科肄業時期最少1年,畢業得碩士學位及社會服務證書;社會服務專修科肄業時期2年,畢業得社會服務證書;社會服務短期科肄業時期最少1年,畢業得短期科證書。這次調整細化了社會工作教育的層次,既注重了專業教育也兼顧了短期培訓,這一轉變的積極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為后來短期訓練社會工作人員開拓了思路。

當時,該系的課程設置也趨于完備,計有社會工作概論、貧窮與救濟、罪犯學與刑罰學、個案工作方法、兒童團體工作、兒童福利問題、公共衛生、精神與社會工作、社會立法、社會機關行政、實習工作(甲)、實習工作(乙)、公共福利行政、社會工作研究、研究生實習工作。(《社會學界》,1933年第7卷)

1944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大學課程修訂會議,在社會學系課程中增設社會行政組(即社會行政專業方向)選修課程,從而使得社會工作專業課程設置有了法定依據。這些選修課程包括職業指導與介紹、社會組訓、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合作事業、兒童福利、精神病社會工作、醫藥社會工作、婦女工作、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工礦檢查、邊疆民族問題、邊疆語言、邊疆行政、邊疆教育、邊疆社會工作等,另外還要求在以下5門中任選兩門:中國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社會立法、社會運動、社會事業史,并特別要求添加社會行政實習。

與課程建設相關聯的,是各種教科書的編寫和出版。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總共出版了30多種教科書,有的已經和現在的名稱相接近,比如鄒玉階、宋思明的《醫院社會工作》、吳榆珍的《社會個案工作概要》、蔣旨昂的《社會工作導論》。這些教科書大多出版于國民政府社會部成立以后,說明1940年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其中,言心哲所著《現代社會事業》一書,是當時論述社會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這本書不僅介紹了社會工作的各種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還介紹了社會工作的起源,特別是結合中國的文化傳統論述了從古至今中國的社會福利思想和制度設施,并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工作部門和機構做了系統的分析和解剖。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依然很高,可惜的是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對之進行整理重印。

但是,隨著政權的易主,蓬勃發展的社會工作教育走到了盡頭。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進行院系調整,削弱大學的文科專業。在這次院系調整中,社會學系和社會福利行政系被取消,社會工作教育徹底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20世紀80年代社會工作教育的重新起步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工作教育在中國逐步得到恢復。1981 年,由費孝通指導和主持編寫的《社會學概論》,專門增寫“社會工作”作為獨立的一章,這成為我國恢復社會工作教育的開端。1985 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向原國家教育委員會提請設置社會發展計劃與管理專業;1988年,國家教委同意社會學系增設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隨后,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辦了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社會工作教育又被正式納入了學科化的發展軌道。

經過了30多年的挫折和與反復,歷史仿佛又回到了原點。首先恢復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的北京大學等高校,有如其前身之一的燕京大學等高校開設社會服務專業時的情形相似,都是附設在社會學系之內;而當時全國設有社會學系以及開設社會工作專業或課程的高校,基本與1952年院系調整前的數量相當。1993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首次創辦了社會工作系,如同1948年金陵大學設置社會福利行政系時的情形一樣,中國社會工作教育有了在社會學系的框架外獨立設置的專業教育機構。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無論從專業數量還是專業教育機構的設置上,都恢復到了1952年前的水平,中國社會工作教育重建的任務基本完成。

1994年,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成立,標志著中國社會工作教育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作為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界的學術性行業組織,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對于推動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規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確定了社會工作專業的主干課程,并編寫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專業教材。社會工作專業的主干課程確定為11門,分別是“社會學概論”、“社會心理學”、“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工作導論”、“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社會政策概論”、“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社會保障概論”。從2000年起,全國每年新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數量呈“井噴”式增長。

社會工作教育的現實糾結

盡管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其中隱含的矛盾和不盡人意之處在在多有,影響了進一步的深入發展,社會工作教育界的專家、學者仍處于糾結之中。具體說來,社會工作教育的現實糾結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社會工作實習教學環節薄弱。社會工作實習是實現專業養成的重要途徑與手段,通過親自參加社會工作的實踐活動,使學生能按照社會工作的規范要求將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知識和價值觀念轉化為自己的行動意識和工作技巧,推動學生盡早成為知、覺、行合一的專業人才。造成實習教學環節薄弱的主要原因是專業社工機構數量嚴重不足,學生不僅找不到實習的場所,更找不到指導實習的一線社工。雖然上海、深圳、廣州、汶川以及北京、寧波、長沙、成都等地的社會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但相對于遍布全國各地的社會工作專業來說,實習場所匱乏的局面甚是嚴重。民政部先后確定的兩批社會工作人才試點地區與單位,專業社會工作的開展尚處于起步狀態,甚至有很多地方僅僅停留在文件和規劃中,實習機會的缺乏讓社會工作專業教師既無奈也頭痛。

二是社會工作專業價值不被尊重。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一個獨特的專業領域,它運用社會的和心理的科學原則以及獨有的技術方法,來解決社區生活中的 特殊問題,并減除個人的生活逆境和壓力。但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身份常常受到誤解,甚至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一些進入社區的社會工作者被視為行政輔助人員,承擔了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日常事務。社會工作教育給予的專業價值準則無法融入現實的社會政治語境,社會工作者的邊緣化趨勢一再蔓延,這給社會工作教育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三是社會工作本土經驗嚴重不足。社會工作本土化是指產生于外部的社會工作模式進入中國,同其相互影響以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發揮功能的過程。在保持社會工作普世的核心價值觀之外,必須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特質和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以及現有的社會運行模式,對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模式做出適合中國實際的改造和轉化。然而,社會工作教育對傳統的回應遠遠不夠,也找不到相應的實務案例來做解剖。這一“短板”雖然近年有所彌補,但距離理想狀態還相差很遠,本土化依然是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復旦大學的顧東輝教授最近有一個觀點:“社會工作的學術會議中常討論境外經驗,也有境外人士參與其中。其實,我覺得,社會工作的核心經驗是‘當時當地’;從這層面而言,各地社會工作都是社會工作一般經驗的當地化,中國的、美國的、香港的、臺灣的、日本的都是,都是平等的特殊個體。只有將社會工作視為西方產品,才有本土化之說。”他的這番評論有助于啟發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問題。

四是社會工作歷史教育和法治教育空缺。學習歷史是增強職業認同感的不二途徑,可在我們的大學課程表里基本上看不到社會工作史的身影,有的學校雖然開設了這門課程,學的卻是“美國社會工作發展史”,這一點是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悲哀!另一方面,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課程設置不同的是,當前的社會工作課程表里鮮見社會立法的內容,沒有法律支撐的社會工作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希望能夠引起有關人士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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